看过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的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：电影好像把英国人神化了。当时劳伦斯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军官，他如何就搅动了阿拉伯世界这么大的局面？让那么多的苏丹任凭他摆布，并且顺利攻占了大马士革，让阿拉伯世界奔向自由？他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和魔力，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听命于他？
刚开始我也很疑惑，我也觉得这可能是英国人夸大了他们自己的能力——那些庙堂之上的阿拉伯苏丹，都不如一个中下层的小军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想通了这里面的逻辑：理性主义必将战胜宗教狂热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理性主义有一个巨大的长处——他们看待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“理性直觉”。这种直觉是一种思维方式，而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到一个国家每一个正常国民的血液中。所以，只要是一个智商中等的普通人，他看问题必将超越以宗教狂热和偏执直觉为主导的前现代人。这和他的地位无关，只和他的见识和认知有关。这才是劳伦斯能赢的关键。
我们放下小人物，看看大人物，其实都是一个逻辑。
丘吉尔在这一点上显得尤其明显。他年轻时经历了马赫迪战争，亲眼看见那些勇敢无畏、视死如归的狂热宗教分子，手持刀剑、用冷兵器扑向英国人的洋枪洋炮。他明白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力量无法用常理说服或征服——这种被洗了脑的宗教分子视死如归、不会妥协、奋力拼杀，只求一死。所以他说，对这种力量只能与之血战到底，在力量上压服，靠理性的力量根本无济于事。
对于当时内燃机的远见，丘吉尔也有他的远见。当时海军的主力舰都装备煤动力，丘吉尔当海军大臣时，力主将煤动力换成石油动力。当时煤动力是主流，技术成熟，国内资源丰富；石油是新能源。可丘吉尔为什么要换成石油动力？他知道海军的优势在于速度和动力，而煤炭的能量密度不如石油。只有能量密度足够强的石油，才能驱动大吨位的战舰提升速度，所以石油取代煤炭势在必行——这就是理性的直觉。
“伊丽莎白女王号”战列舰的下水，将他的这一决策贯彻到现实中，英军的主力舰都换成了石油动力。坦克的应用也是这一远见的延续，贯穿了丘吉尔的理性思维。他首先在海军中装备坦克，当时全国都在抵制这个“玩具式的移动棺材”，可丘吉尔用理性的直觉下决心装备。当战场上的机枪和连发枪械如收割小麦一样收割士兵的血肉之躯时，怎么能抵得过这种杀戮？当然只有钢铁，只有厚重的移动钢板。他从来不为单一模式和既定经验所干扰，一眼便看出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根本改变——再用“人海战术”“整排的人墙冲锋”，只会陷入被屠杀的命运。水来土掩，钢铁当然要用钢铁来主导，这就是他决心的来源。
利用理性力量看透本质的能力，才是一个人的终极必杀技。
读过丘吉尔传记的人都知道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少年聪慧的天才型人物，相反，他小时候资质平平、毫不出众。他母亲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少年，很为他以后的出路发愁。虽然他别的学科成绩不如人意，可他却有两项特长：写作能力和演说能力。演说和写作很快使他脱颖而出。
为什么要说这些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能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，其实和天赋关系不大，而是要培养一种思维能力。这种思维能力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破除迷雾、直达事物的本质。而这种特质，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就能拥有——首相可以有，普通士兵也可以有。这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平均素养。这种素养是培养出来的，人人都可以拥有。所以说“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其国民的平均素养正相关”，不是虚言。
有很多传记把丘吉尔吹得神乎其神，其实只要你稍加分析，他的所有远见都和英国人的这种传统理性有关。丘吉尔不和纳粹妥协，一定要血战到底，还是因为他看出了纳粹的非理性色彩——不战胜他，和他妥协无用。他在全世界人都欢呼二战胜利时，冷静地指出了“铁幕”将笼罩世界，冷战就在眼前。他也不是有多么好的预见力，而是他清楚地看出了苏联这种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——既然最底层的运行逻辑不变，你怎么能指望他会因为一场战争的胜利和挫折就偃旗息鼓呢？现在的妥协不过是中场休息，稍作休整后，它又会卷土重来。
这就是洞察力。不是人们都缺乏洞察力，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正视现实，选择逃避现实，或者给自己编织一个梦，让自己不要醒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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