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3月2日，周总理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毛主席，焦急地说道：“主席！苏联打我们了！”
1969年3月2日深夜，中南海的灯光依旧亮着，大部分人早已进入梦乡，唯有毛主席的住处和周总理的办公室还透着微光。疲惫至极的毛主席刚陷入酣睡，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，周总理神情焦急地站在床边，声音带着难掩的凝重：“主席！苏联打我们了！珍宝岛那边，苏军越境动手了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毛主席瞬间清醒，脸上的睡意一扫而空，略加沉吟，语气坚定而霸气：“打我们？我们国家的领土绝对不允许他们放肆，给我打回去！”
这句话，是面对主权被挑衅的坚定回应，更是一个国家不可侵犯的底线宣言。1969年的春天，中国北方的边境线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平静，中苏关系恶化到了冰点，那条蜿蜒的边境线就像一根绷紧的弓弦，稍有触碰便可能引发惊天动地的冲突。珍宝岛，这座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小岛，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，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，却因为中苏边界的争议，成为了两国矛盾的焦点，硬生生把原本就紧张的中苏关系，推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。
珍宝岛的冲突，从来都不是偶然爆发的，而是中苏关系长期恶化、边境摩擦不断积累的结果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、国家利益等方面出现严重分歧，昔日的盟友逐渐走向对立，边境问题也随之凸显。苏方不断在边境制造摩擦，擅自移动边界标志、越境挑衅，甚至伤害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，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升级，从最初的口头争执、肢体冲突，逐渐发展到武装对峙。
早在1968年1月5日，七里沁岛就发生过严重的边境冲突。当时，苏军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警告，擅自越境进入七里沁岛，与正在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发生肢体冲突，双方互有伤亡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周总理第一时间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对策，看完边境送来的详细材料后，他明确给出了八个字的方针：“针锋相对，后发制人。”这八个字的意思十分明确：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，绝不主动惹事，但如果别人把手伸到我们的领土上，我们也绝不能忍气吞声，必须坚决反击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
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的一年时间里，中苏边境的大小冲突就发生了40多次，其中珍宝岛方向的冲突最为频繁、也最为激烈。苏方似乎有意试探中国的底线，不断增派兵力、加强边境部署，频繁越境挑衅，试图通过武力迫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。而当时，中央正在全力筹备党的九大，希望边境局势能够保持稳定，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创造良好环境，可苏方却偏偏逆势而为，不断升级冲突，一步步将局势推向紧张。
1968年12月28日和1969年1月23日，珍宝岛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武装冲突，苏方动用装甲车、冲锋枪等武器，向中国边防战士开火，造成我方人员伤亡。这两次冲突，彻底点燃了边境的紧张气氛，也让中央意识到，一味的克制已经无法遏制苏方的挑衅。周总理多次召集中央军委几位领导、外交部官员和沈阳军区负责人开会，反复商量应对之策，最终达成共识：边境部队必须严密监视苏方动向，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，一旦苏方再次动手，就坚决予以反击。
黑龙江省军区结合珍宝岛的地形特点和苏方的部署，提出了自卫还击方案，主张从主力部队中挑选精干部队，秘密上岛潜伏，等待苏方再次越境动武时，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，狠狠挫败他们的嚣张气焰。方案上报到中央后，周总理没有急着拍板，他心里清楚，这一战不仅关系到边境的安宁，更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国际形象，不能只图一时痛快，必须考虑到后续的连锁反应，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，陷入难以收拾的局面。
周总理反复权衡：中国的立场是不先挑事，但主权和领土绝不是摆设，苏方已经多次挑衅，我们不能再被动挨打，适当的反击是必要的，既能捍卫领土，也能震慑苏方的强硬势力。到了1969年2月，边境局势进一步升级，苏方在珍宝岛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，装甲车、坦克频繁在边境线活动，挑衅意味十足。2月19日，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联合下达指示，正式同意黑龙江省军区的自卫还击方案，中央军委批准后，沈阳军区迅速行动，从三个军里抽出三个侦察连，每个连200多人，专门进行针对性训练，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，秘密部署到珍宝岛周边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
3月2日清晨，苏方果然再次发难，出动多辆装甲车、卡车，载着数十名士兵，擅自越境进入珍宝岛，向正在岛上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开火。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国边防战士立刻予以反击，双方展开激烈交火。与此同时，北京的京西宾馆专门设立了临时指挥室，架起了与前线的专线电话，负责指挥这场自卫反击战。当时，陈锡联负责紧盯前线战况，及时传达中央的指挥指令；乔冠华负责关注国际舆论动向，分析各国反应，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；而最终的拍板权，始终在周总理手中。
3月15日，苏方不甘心失败，出动更多的坦克、装甲车和士兵，对珍宝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，试图夺回珍宝岛。这一战，打得异常激烈，我方边防战士凭借有利地形，先用地雷拦截苏方坦克、装甲车，随后集中炮火反击，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，几十辆苏方车辆挤成一团，炮火轰鸣、硝烟弥漫，半个小时下来，珍宝岛几乎被战火烧成一片通红。我方战士奋勇作战，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，一次次击退苏方的进攻，成功守住了珍宝岛。
这场仗，打得利索，收得更见分寸。前线的战况第一时间报到北京，周总理立刻带着战报去见毛主席，详细汇报了战斗过程和伤亡情况。毛主席听完汇报后，态度十分明确：“打得好，我们就是要这样，别人打我们，我们就打回去，但不能没完没了地往上顶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打了。”毛主席的判断十分清醒，反击是为了捍卫领土，不是为了扩大冲突，见好就收，才能掌握主动权，也能给苏方留有余地，避免局势彻底失控。
周总理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，立刻召集总参谋部和沈阳军区的负责人，传达中央的指示，要求边境边防部队保持克制，停止主动进攻，只在苏方再次挑衅时进行自卫反击。后来，苏方不甘心失败，多次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，炮弹落在岛上，炸得碎石飞溅、草木成灰，但黑龙江边防部队硬是忍住了怒火，没有顺着炮火继续反击，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。外界只看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坚决反击，却未必看到我们主动收手的克制——打回去不难，难的是打回去之后，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压住火气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智慧和实力。
3月21日，一件惊险的小事，差点让原本就紧张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。当天，苏联总理柯西金突然通过多年不用的高频通讯装置，直接打电话到北京，要求找毛主席或者周总理。当时，接电话的女话务员得知对方是柯西金后，想到边境上我方战士的伤亡，一时情绪激动，张口就骂，骂完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事情很快上报到中央，毛主席得知后十分不高兴，周总理也当即要求对这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，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但周总理更担心的，不是一句骂人话，而是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——高层之间的联络渠道，一旦因为一时的情绪被彻底切断，后续再想沟通就难了。他清楚，柯西金这个时候来电，绝不会是偶然，大概率是两种可能：一是试探中国的态度，看看我们是否有缓和局势的意愿；二是真的想找办法，缓解边境的紧张局势。当时，边境上苏方还在不断加派兵力，我们的警惕性不能有丝毫放松，但也不能白白放过这个沟通的机会，否则，再想传递和平的信号，可能就只能靠炮弹了。
周总理当即召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的负责人，紧急商量应对办法，最终作出决定：不拒绝沟通，但也不能被动妥协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柯西金又通过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出面，再次联系中国方面，表达了希望沟通的意愿。周总理一边下令，让珍宝岛方向的边防部队加强兵力和火力部署，做好随时应对苏方挑衅的准备，一边决定用备忘录的形式答复苏方：不接受柯西金直接打来的热线电话，但保留正式的外交渠道，双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沟通协商。这一处理方式十分稳妥，既没有低头示弱，也没有把路堵死，为后续的缓和留下了空间。
然而，局势的缓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8月13日，铁列克提方向再次发生惨案。苏方出动300多人，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，突然袭击了正在中国境内正常巡逻的30名边防战士。双方激战四个小时，由于兵力悬殊、装备差距较大，30名中国边防战士全部壮烈牺牲，无一生还。这一惨案的发生，让中苏关系再次陷入冰点，苏联内部的强硬派趁机鼓吹，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，甚至列出了具体的打击目标，包括酒泉、西昌、罗布泊等核试验基地，以及北京、长春、鞍山等重要城市。
周总理接到报告后，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判断，苏方的这些叫嚣，绝不是放空炮，而是有可能真的付诸行动。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，周总理迅速向毛主席汇报，两人共同作出决策：一方面，发表政府声明，严厉谴责苏方的野蛮行径，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；另一方面，加快核试验的步伐，用实际行动震慑苏方的强硬势力，让他们明白，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也有能力应对任何核威胁。
1969年9月23日和9月29日，中国先后成功完成两次核试验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核实力，也狠狠打击了苏联强硬派的嚣张气焰。与此同时，全国迅速进入战备状态，毛主席提出了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战略方针，周总理亲自担任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，统筹全国的战备工作：组织城市居民疏散，迁移重要工厂和物资，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防空洞，边境接壤地区的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随时准备应对苏方的任何挑衅。
转机出现在1969年9月。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后，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，返程时通过越南方面传话，希望能够经过北京，与周总理举行会谈，寻求缓和中苏关系的办法。周总理和毛主席反复权衡，陷入了深思：会谈，可能会为缓和局势带来机会，但也可能面临苏方的施压和试探；不谈，双方的矛盾只会进一步升级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。最终，两人达成共识：可以见面，但地点和方式必须由我们决定，只能在北京机场举行非正式会谈，不安排正式的欢迎仪式，也不发表公开声明，把会谈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9月11日上午，柯西金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，周总理、李先念等同志前往机场迎接。一见面，周总理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先喊了一声“同志”，这一声称呼，看似简单，却悄悄缓和了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也表明了中国愿意缓和关系的态度，但这份态度，绝不是妥协。进入机场贵宾室后，周总理开门见山，直接点到了核打击的问题，语气坚定而强硬：“如果苏联真的敢先对中国发动核打击，中国就会把它视为全面战争，我们将奋起抵抗，绝不退缩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。”
谈到边界问题时，周总理提出了明确的主张：双方维持边境现状，坚决避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，争议地区的武装力量全部脱离接触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，逐步解决边界争议。柯西金对周总理的主张表示认可，双方围绕中苏边界问题、双边关系等核心议题，进行了长达三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谈。最终，双方达成共识：恢复中苏两国的官方接触，推进边界谈判，从10月份开始，举行中苏边界谈判，逐步解决双方的分歧。
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，注定会被载入中国历史。
珍宝岛上的那几炮，是中国边防战士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反击，守住的不仅是一座小小的岛屿，更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底线；而北京机场那三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谈，是周总理用智慧和勇气，把一场可能失控的大规模冲突硬生生往回拽，为中苏关系的缓和打开了一扇窗口。
参考资料：
1.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. 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三卷[M].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21.
2. 金冲及. 《周恩来传》[M]. 人民出版社, 2018.
3.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.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》第三卷[M]. 军事科学出版社, 198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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